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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史浮沉录 ——《 激荡三十年(上)》

随笔 Martin 4520℃ 3评论

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

——罗兰·巴特

如果有一本书能囊括中国企业的当代史,则不得不提一本书——吴晓波先生编纂的《激荡三十年》,而它也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

1978 中国 回来了

1978年,放眼全国,举目萧条,百废待兴 。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出于学习和招商考虑,这年邓小平开始访日访美访新加坡等,打开国门,开放建交。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十分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在1952年前后,中国对私人资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业在这段时期内收归国有。此后直到1978年,中国境内所有的企业都为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至于外企,欧美企业主在今年也嗅到了中国变革的明显气息,通用汽车、可口可乐开始尝试进华寻找契机。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那么的陌生,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要想找出两者的相通点又是那么的遥远。

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日本的迅速崛起,让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竞相学习的榜样,在刚刚苏醒的中国,邓小平也把日本当做第一个学习的对象。对于完全荒漠化的中国企业,在中国企业家还不知道好企业究竟什么样时,国内能找到的只是松下幸之助的书。为了快马加鞭的追赶世界,1979年中国打开了第一扇“窗”——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们当年出发的城市,被释放的知青大军的就业和贫苦地区为找寻生存出路的劳苦大众,他们纷纷铤而走险,在学术和边界争议中,大于8人的体制外民企雨后村笋般出现。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以首钢等八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到1979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4200家。我们即将看到,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是如何被松绑、被打散、被扶持、被偏袒以及被肢解的,它们因规模的不同、行业的不同,以及际遇的不同而有着迥异的命运轨迹,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作为这一部分资产的拥有者——中央及各级政府——如何竭尽全力地试图保全它们、壮大它们。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30年的中国的企业变革,看上去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国家政策貌似东摇西摆,效率低下,但是严格来说,其改革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则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摇摆过。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命题是什么?30年后,几乎所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很顺口地背诵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959年写过的那句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因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可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变革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条规律,或者说才逐渐将改革的主轴扳转到这个方向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可以靠“内部改造”来解决的。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

集中精力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依然是邓小平今年的主流方向,到上一年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国营企业已经有4 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 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点国营企业基本上都已经装进了“试点”的大箩筐里。为了吸引更多外资的注入,特区在意识形态的争议中开始尝试进行土地出租,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步伐也随之悄悄加快。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个人意识的苏醒在1980年终于以“渤海2号事件”为契机引爆。它似乎在预告,过去那种动员式、政治运动式的经济工作方式已不再适用。这次全国讨伐的“舆论性大攻击”象征性的终结了“文革”时代的那些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经济发展理念。

那些日后将彻底扭转中国公司命运的变化仍然在体制外艰难的萌芽。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广东潮汕、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乎寻常的活力,这些灵活的小家伙们竭力撕开了“计划”的口子。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

1980年,中关村的先驱陈春先在中关村打响了中国硅谷的第一枪。

1981 笼子与鸟

“摸着石头过河”,变革中能带来希望,也会招致灾祸。1981年财政危机陡然出现,从1978年起持续的利好政策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大幅增加,1979年、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通货膨胀出现。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1978年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了。邓小平适时的出台了两板斧进行经济急刹车:一保中央财政,其二则是力保国有企业。如果把重点放在“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当中,也许中国经济改革会少走很多弯路,然而多年的体制固化思想将国企这只飞不去的鸟重新关回了笼子。前两年还风调雨顺的民企和外企突遇寒冬,迎来了体制内的“计划”打击,这两只笼外不受控制的鸟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未知数,洪涝、饥荒自然灾害的出现更是让这多事之秋的一年雪上加霜。

改革的路到底在何方?笼中鸟何时能冲破笼子找到方向?

1982 春天并不浪漫

1982年是经济整肃运动的第二年,民营经济的寒流还没过去,“投机倒把罪”又重新回归到民众的视线。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八大王事件”和“韩庆生事件”,均在当年轰动一时,以后来者的角度来看:国家是在动用政府机器对体制外的资本力量进行遏制,这样的制度性遏制将在今后的20年时间里持续发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策行为,而是整个中国企业变革的逻辑使然。从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年份起,从资产身份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便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战略,有很多时候,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成为了一种改革价值观。在1981年,当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一股经济力量的时候,对前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遏制便成了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

一马当先的日本企业继续在中国开疆拓土,也引来了民众对家电追捧的热潮。几年前的新婚四大件“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在如今变成了“三大件”: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由于这些产品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使得那些先觉醒起来的企业——包括国营公司中的弱小者及民营企业——寻找到了发展的缝隙,一些日后将风云一时的家电公司都将在这两年内一一登台亮相,巨大的家电需求量几年后呈井喷式的成长,而那些抓住时机的企业在以后成为一匹匹异军突起的黑马。

1983 步鑫生年

1983年是经济回春的一年,在1983年的1月,所有的这一切都刚刚开始。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很多是体制外的小人物。十多年后,他们将成为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不过在那一年,他们还在贫贱中胆怯地摸索。

“利改税”的出现是体制内的国企向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革的第一个重要举措。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政府与国企的利益分配做了界定,治厂有方的步鑫生作为国企改革中的一股清流,被推到了前台。

倒爷,一个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地下流通势力,在民营经济中崭露头角,牟其中、王石搭上了这班车,北京、深圳、义乌、温州相继出现了“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的民营经济水流。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正是“物价管理体制”和“流通渠道”的混乱导致了这股民营水流对计划体制展开了攻击,计划经济的闸门已经被撬开,民间的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正四处漫游,致富的渴望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

1984 公司元年

压抑久了,总有一个爆发的极点,1984年,便是中国企业史爆发的极点,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1984年,是邓小平史上两次南巡的第一次,而这次南巡也释放出了很明确的信号。随着宏观调控的松动,外资进入中国的热情又被点燃了。

黄文麟自导自演的“松绑新闻”是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中国企业史上,它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就经营者的自主权向资本方——政府部门提出公开的呼吁,尽管它的产生带有很强的政府操作色彩,不过在实际的效果上确实对全国的企业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催化效应。

1984年,“倒爷”王石和他的公司,还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积累,不管它是白色的还是灰色的。1984年,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张瑞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电公司的第一个传奇。1984年,中关村开始初显繁荣景象,当柳传志下海的时候,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与IBM搭上线和联想汉卡让这个刚从中关村冒出来的公司找到了新的出路。1984年,李经纬搭上奥运会的快车,健力宝一夜成名,此后15年间,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1984年,浙大数学系毕业的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发誓要做中国的IBM,随后南下深圳。1984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里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当时,这些公司在性质上也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不过由于新创办——如联想、万科等,或濒临破产——如海尔、健力宝,所以并不在政府部门的关注对象之列,相应地便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而正是这点可怜的自主权让它们显得与众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计划”的时代,它们是少数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1985 无度的狂欢

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疯狂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15条复印机生产线、35条铝型材加工生产线、2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6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大规模的引进热浪,无节制引进的乱象,使得外汇消耗巨大,到年底,全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37.8亿美元,相当于出口总额的52%。

面对资源短缺问题,国家出台了“价格双轨制”(同样联想到2016年出台的“养老金双轨制”),尽管享受到了“价格双轨制”的保护,国营企业仍然在体制内挣扎,得益于这种畸形价格制度的倒爷阶层成为压垮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1985年,“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和晋江假药案是政商游离于体制边缘的典型。

在中国改革史和企业史上,“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带有很强的“寓言性”,一个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令制度的许多欠缺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改革的渐进特征日益明显,开始进入漫长的灰色地带。而从晋江假药案开始,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有意识、有组织、大规模地制造假劣产品,在今后20年的时间里仍将持续地蔓延,从来没有根绝。它成为很多地方摆脱贫困的捷径,成为地方政府振兴当地经济的绝招,在晋江假药工厂中,相当一部分的创办人和经营者是当地的乡镇干部,这个特征在今后也将一再地呈现。中国基层社会那种流传千年的淳朴的商业道德,从这时开始正可怕地在逐步沦失。

晋江假药案和海南汽车走私案,让1985年的中国充满了诡异的气息。一方面,经济开放和企业改革日渐成为全民的共识,新的变革正在各个领域得到鼓励和尝试,珠三角、苏南和温州等地的民间资本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加快投资、加快发展再度成为国家的主题,宏观经济在沉寂数年后再度出现趋热的迹象。另一方面,全民性的物质欲望被猛然地激发出来,摆脱贫困成为至高无上的公共理想,在这个目标之下,对制度和道德的漠视受到默许,这同时也给那些保守的势力提供了攻击的机会。

这一年,24岁的研究生唐骏出国了。

1986 一无所有的力量

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穷二白的民企与国企联营的方式让民间企业从这个体量庞大而体制僵硬的“大笨象”身上汲取了无尽的“血液”,由被动而变主动,最终占领整个市场。

在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公司一直遇到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营资本这个大箩筐里,而与此同时,它却又“侥幸”地希望那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从结果上来说,这是一种利益交错、此消彼长的过程:国营公司尽管被投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政策;却因其体制的天然缺陷而进一步萎缩;乡镇企业一边遭遇政策压迫,另一边却在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了支持,而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它们却又纷纷转型成了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所期望的“共同富裕”和“由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的目标却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传奇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发表《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他预言:经济的内在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给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指出,第一,知识和资本正在加速取代体力劳动者,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一个主要优势——劳动力丰富和价格便宜将会逐步丧失;第二,工业生产从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转向一开始就是知识密集型,譬如在半导体芯片和药品制造中,劳动力的成本分别只占到12%和少于10%;第三,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正在取代以物质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要求一国的国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德鲁克的这些论断在1986年的中国还几乎没有人听到,或者说,即便在耳边大声朗诵也不会引起任何的关注。中国的企业距离这位管理大师的话还很远很远。

这一年,杨元庆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了,他没有等学校给他分配单位,就跑进了中关村。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的王志东,当时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他没等毕业也跑到中关村去打工了。

1987 企业家年代

一代新人换旧人,1987年,厂长马胜利继步鑫生成为国企的“改革典型”,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马胜利神话很快破灭。这一年,47岁的宗庆后办起了娃哈哈儿童食品厂,36岁的怀汉新在东莞县黄江镇办起了黄江保健品厂,43岁的任正非为了糊口养家,他和五个朋友一起合股组建了华为公司,“倒爷”王石意识到土地政策的变化,开始涉足房地产,柳传志中断与IBM的合作,转而代理销售AST。中国企业家纷纷兴起的时候,另外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包括达能、联合利华、雀巢、摩托罗拉、肯德基。

在这一年的企业故事中,我们日渐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气质,无论是失败的马胜利还是与可口可乐正面交手的李经纬,亦或与IBM分手的柳传志等等,他们开始真正地、运用商业的手段和规律来经营一家企业。经过将近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逐渐放大,从民间崛起的力量开始展现他们的能力,这也为现代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最好的土壤。

1987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他极具远见的指出,美国已进入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而在中国,这年第一次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之前他们都被称为厂长或经理。

1988 资本的苏醒

在1988年前后的中国企业界,王文京、柳传志和鲁冠球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绝大多数的厂长经理们仍然在承包制的大圈圈里绕来绕去。在产权清晰化的道路上尝试突围的邓韶深,最终没能逃过体制的狙击,最终万宝陨落,邓韶深“出逃”,而万科的王石则通过股改的机会幸运逃脱出母公司深特发的手掌。

产权意识的苏醒,意味着从计划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开始了资本人格上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在事实上,它只体现在若干个先觉的企业家身上,不过,其本质上的意义却是十分的鲜明。

股票、债券作为新产品纷纷出现,在高西庆们准备筹划建立中国证交所的时候,管金生和杨怀定这两只“国库券鼹鼠”已通过国库券的套利完成原始积累。

凯恩斯有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永久的经济问题”。计划体制和价格双轨制萌生的物价怪兽,使政府不得不取消价格双轨制,启动“价格闯关”,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抢购风”。

1989 倒春寒

世界经济局势的动荡,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去年“抢购风”引起的通货膨胀,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了。整治首先是从对私营企业的偷漏税打击开始的。整治的第二步,是开始清理整顿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这无疑又是一场对体制外民企的一场改革史上以来规模最大的狙击。

宏观调控所造成的经济骤冷,对通货膨胀下的投资过热确是起到了遏制的效应,不过却也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变成一局乱棋。因为政策的紧缩变动,企业之间原本正常的货物和资金往来瞬间紊乱,资金的循环拖欠构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怪圈,于是一个新名词很快成为经济界的头号难题:“三角债”。

1989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国萧条的年份。在之前的11年,人们开始从政治化的生活中逐渐脱离出来,转向经济建设,在这过程中,新旧体制的冲突非常严重,原有的国营企业日渐陷入困境,新的私人资本开始血腥的原始积累,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无法从心态上完全接受这种起落,于是,一种不平衡的全民心态在悄悄地积聚。

尽管经济严重滑坡、政治氛围空前紧张,所有行业出现了种种的不顺利,但乐观的西方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下在长远的发展上。

1990 乍热骤冷

1990年的中国,是在一片打击假冒伪劣的声中开始的。首当其中的就是温州,尤其是那个当年发生过“八大王事件”的温州乐清县柳市镇。这种专门指向体制外企业的针对性整顿,在客观上,让一些行业秩序得到了恢复,也的确打击了日渐蔓延的假冒伪劣之风,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时造成了民营公司很大的困扰。

政府出于宏观整顿和维护集体经济的目的,发动了对“假集体企业”的清理,间接催生出一种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最终意外地演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清晰运动。

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抢在上海之前“试开市”,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无论创市的过程是怎样的幼稚忙乱,中国的资本市场却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双市格局”。以这两个交易所为中心,中国公司将演出一轮又一轮的商业大戏。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让全世界对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乎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料,中国经济并没有在通货膨胀中继续失控地滑行,而是迅速地从过热中冷却了下来,经济似乎闻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

1991 沧海一声笑

1991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而国营企业这几年在市场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持续乏力更让有些人坚定了私营经济的迅速增长将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关于国营企业的“生死讨论”,事实上意味着一场即将绵延十多年的资本盛筵已经悄然开始了。对陷入困境或处于市场边缘的国营资产的分割、重组与出售,将成为财富积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而“资本”这个万恶的名词在今年,它已经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金色光彩,那些最早认识到它的人们将一一成为新的财富宠儿。“罐头换飞机”一夜成名的牟其中,还有可能是第一个真正掌握了现代资本游戏规则的神秘中国企业家仰融,在计划体制削弱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机遇,火中取栗,攫取财富。

1991年前后,全球乃至中国的新技术产业都处在一个突变的前夜。跟全球性的产业演变相呼应的是,那些率先在市场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内地公司也第一次面临了全球化竞争的压力。首当其中的是计算机市场的明星公司——联想,风云突变的国际贸易逆差让联想香港市场短短三月损失5000多万,虽然柳传志最终把联想带出了泥潭,但是连夜操劳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美尼尔症。而在更广泛的欧洲和美国市场上,针对中国商品反倾销的战争也已经拉开了序幕。

1992 春天的故事

1992年,中国的改革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点,邓小平一生有两次南巡,第一次是1984年,而今年,则是第二次。南巡期间邓小平对从改革伊始便无所不在的“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10月,中国十四次人大召开,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大会明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邓小平出现在大会的闭幕式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从1978年到1992年,历史在此刻完成了一个周期。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

南巡,刮起了一股经济的飓风,政府中低层官员的纷纷下海,国企的“资本经营”化,政府对企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放权,股市迎来了新热,无不释放出春天的信号。而那些崛起于乡土的乡镇企业家们也走到了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它们已经占有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就当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的时候,中国的网络英雄们正奔波在各自的命运之路上。三年后即将创办中国第一个网络公司瀛海威的张树新正在中关村与新婚不久的丈夫忙碌地做着传呼机的生意;同样在中关村混日子的软件设计员王志东创建了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他在家里研发出“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后来创办著名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建人马云那年是一个28岁的英语教师,他在杭州办了一家小小的海博翻译社;创办了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李彦宏时年24岁,正在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比他小三岁、创办了网易的丁磊则在成都一所大学里读三年级;看上去跟互联网走得最近的,是刚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他结识了学院里一位失意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后者在两年后出版了著名的《数字化生存》,也是在尼葛洛庞帝的鼓动和投资下,张朝阳下决心回国创办了搜狐;已成为全国青年楷模的史玉柱,决定要建造70层的巨人大厦,从此开启了更加沉浮的人生。国企新秀们的航线也步入正轨。青岛的张瑞敏使海尔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柳传志的联想嗅到了个人电脑家庭化的先机;靠贩卖科技器械起家的万科,在“倒爷”王石的带领下已变成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同时又无所不做的“集团公司”;华为自主研发的大型交换机在这年研制成功,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一个转机,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道路。

1992年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市场经济的概念终于得以确立之后,面目不清的当代中国改革运动终于确立了未来前行的航标,改革的动力将从观念的突破转向制度的创新。在之前,人们认为,中国之落后主要在于科技,只要大量地引进生产线和新技术,就能够很快地迎头赶上。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观念突破和技术引进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并不能够让中国变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经济学家吴敬链因此提出“制度大于技术”。

在此之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开始从观念驱动向利益驱动的时代转型,政府将表现出热烈的参与欲望和强悍的行政调控力,国营、民间和国际三大商业资本将展开更为壮观和激烈的竞争、博弈与交融。

未完            

中国改革史的一个特点便是,人民的实践有时候会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尽管会阶段性地受到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和干扰,但是并不能真正地阻挡它前行的脚步。

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那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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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2017-03-10 13:19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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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2017-03-10 19:58 回复
    • 下后面会更新 🙂
      匿名2017-03-13 12:50 回复